在西方經濟一片蕭條的灰暗背景下，德國卻是一個亮點。據最新統計，折算為年增長率，德國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高達5.4%，超過了1967年德國為防止經濟過熱而制訂的穩定增長法所規定的4%的上限，為此，德國將會把2011年全年GDP增長率壓低至3.4%左右，而6月失業率為7%，大大低于歐元區的9.9%和美國的9.2%，失業人數自1992年以來首次下降到300萬以下，物價僅比上一年漲了0.9%。對這份驕人的經濟成績單，德國外經貿功不可沒。在過去10年里，德國經濟增長率的三分之二得益于強勁的出口。目前，德國出口比進口多88.4%，如此高的貿易順差率，在發達國家絕無僅有。
更為意味深長的是，德國外經貿重心正在迅速東移。根據德國聯邦銀行公布的數據，歐元區在德國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從2008年的43%下降到去年的41%，而同期亞洲在德國出口中的比重卻從12%上升到16%。期間，德國對亞洲的出口增加了280億歐元，恰好相當于德國對歐元區出口減少的金額。此外，俄羅斯、巴西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在德國外經貿中的分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總部設在杜塞爾多夫的西馬克集團首席執行官海因里希·韋斯說：“我們最新的工廠在俄羅斯、中國和印度。”
或許，最為人們稱道的是德國與中國迅猛擴大的經貿關系。2010年，德國對中國出口猛增了44%，而德國同最大的貿易伙伴——法國的出口增長雖然也很快，達到12%，但與前者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在德國對外投資方面，中國的地位迅速躍升。2009年德國對華投資為116億歐元，首次超過了當年德國對法國的投資。溫家寶總理上月訪問柏林時宣布，在未來5年內中德貿易額將翻一番，這使德國經濟界大受鼓舞。德國方面普遍認為，東方，特別是中國，是德國經濟未來的希望所在。
德國經濟界看好中國市場，首先是因為眾多德國企業在華經營大獲成功。例如，曾是德國中小企業之一的通快（Trumpf）公司，2009年在江蘇省太倉開了一家占地面積15，000平方米的工廠，僅僅兩年后，由于業務的擴展，就需要把廠區面積再增加1萬平方米。現在，這家企業已變身為頗具規模的跨國企業了，在德國和海外分別有2000和6000雇員。雖然目前通快公司在中國的雇員只有450人，但是面對欣欣向榮的中國市場，通快公司對擴大在華經營充滿信心。機床制造部門經理卡姆穆勒先生說，在3至5年內，中國就將成為該公司在全球的最大市場，因為他這個部門生產的精密機床在中國市場的銷售迅速增長，潛力不可估量。對于德國制造的各種先進的機器設備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德國經濟界是非常自豪的。有一個德國企業家在國際會議上就說：“中國可能是世界工廠，但建設它的卻是德國公司。”據西方媒體報道，像通快公司那樣在中國的成功案例，在德國企業中相當普遍。
其他歐洲國家和美國的有關人士則提醒德國：鑒于中國推行的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凡是在中國投資設廠和銷售產品的德國企業都必須遵守“本地分成”規則。這意味著有關的德國企業必須要與中國企業合作，這可能導致德國企業所謂的“不自愿的技術轉讓”。其結果是，造成“一個難以對付的競爭對手”：由于中國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有成本優勢，掌握了德國技術的中國企業能廉價地按照德國標準生產相同的產品，繼而能在國際市場輕而易舉地排擠正宗的德國產品。對此，包括通快公司在內的許多德國企業說，他們意識到這樣的風險，但是他們必須接受這種博弈，因為不進入廣袤的中國市場，風險更大。
外經貿重心東移對德國外交政策正在產生微妙影響。今年3月，德國沒有派部隊參加北約對利比亞的聯合軍事行動。外長韋斯特韋勒在聯邦議會解釋說，這是因為德國以和“巴西、印度、俄羅斯和中國等重要國家和伙伴”同樣的方式投了票。言下之意，考慮到德國經濟對這些新興經濟體的依賴，德國應該同他們站在一起
默克爾總理處理對華關系的變化也頗為明顯。2005年剛入主總理府時，默克爾出訪中國時沒有邀請企業家隨行，甚至聲稱要對中國奉行“價值觀外交”。2007年默克爾還因在總理府會見達賴而使德國經濟界擔心中德經貿關系可能受到沖擊。事后，雖然中德經貿關系未嚴重受損，但他們由此深感必須通過各種方式避免再發生類似事情。現在默克爾的對華政策越來越符合德國經濟界的要求了。她出訪中國時也學了中國領導人的做法——邀請德國著名企業家隨行，在西藏和人權等問題上不再張揚了。在溫家寶總理上月訪問德國期間，兩國領導人和部長們還舉行了一次聯合內閣會議。除了以色列之外，這是德國對歐洲以外的國家從未作出的親密姿態。當然，在涉及德國企業家利益的問題上，如保護知識產權，默克爾總理是相當堅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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